在学者们描绘的西方故事里，西方国家制度好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他们的官员管理很干净，因为制度管得好，官员很少会搞贪污。

而且，他们还进一步说：西方那边看重的是“个人主义的风气”，不太提奉献，也不太说牺牲，每个人都是先考虑自己的好处再行动，但奇怪的是，这样做最后反而能让社会整体效果最好，大家都跟着沾光。

大伙都说，这就是好制度带来的效果。一个好的制度，能让官员们自觉地好好干活，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就不贪心，或者硬憋着不贪，而是因为制度设计得周全，让他们心里明白，好好干活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。

这听起来真是个超棒的场景，就像是人们能琢磨出来的最理想的制度一样！

换句话说，中国古代的管理办法主要就是靠“人治”和“德治”，意思就是看重一个人的道德水平。他们认为，只有当一个人品德高尚，大公无私，还愿意付出，才能做个好官。可现在很多学者觉得，这种太看重个人品质的做法，正好反映出那个制度有很大的问题。

按他们的说法：一个好的规矩得是这样，哪怕随便找个人坐在白宫那把交椅上，整个系统也能自个儿转起来，不出差错。

真没想到，马斯克竟然把那套制度捧得高高在上的神话给打破了。说到底，还是西方人更懂他们自己那套。政府效率部门曝出的一大堆丑闻，让人恍然大悟，为啥西方人老在说“小政府”的好处，生怕政府手伸得太长。

说白了，西方国家搞那种专业官员来管国家的制度，也就最近200年的事儿，他们在怎么管理这些官员上，真的是没啥经验。他们心里清楚，让这帮官员掌权可能会出问题，所以就想方设法让政府少插手，甚至放手不管，也就是咱们说的“政府小，社会大”。要是西方政府真的那么能干、那么干净，却又不让他们多管点事，那可就真说不过去了。

没啥东西是全能且一劳永逸的，制度建设也不例外。马斯克一查账，咱们对西方制度的看法也得跟上时代，换换脑筋了。

1.形成惯例的贪污行为

加州高铁这事儿，马斯克可没少吐槽，说它是美国基建里腐败的一个典型。咱们平时听到的基建腐败，大多是偷偷摸摸改招标规矩，内定承包商，再降低施工和验收标准，好从中捞油水。但美国那边的基建腐败，玩法可不太一样。

2008年的时候，加州的高铁计划就已经得到了老百姓的投票支持。他们打算先从旧金山开始建，一直修到洛杉矶，整个线路加起来大概795公里长。预算嘛，定在了330亿美金左右。

这是美国打算着手打造的头一条超高速火车线，一旦搞定，美国就能圆上高铁梦，所以这事儿引来了好多政客的热切眼光，都盼着能借此机会捞点政治资本，给自己的选举加分。2009年4月份，奥巴马刚当上总统没多久，就拿加州的这条高铁当例子，向全世界宣布了他要在全美大规模建高铁网的大计划。

但是，从总统到地方官员，虽然都对加州高铁项目寄予厚望，可却一直没能动工。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了所谓的“管理事务”上，比如成立高铁管理机构、找人来当员工和领导、论证项目能不能行、找律师咨询、评估对环境的影响等等。

据说，加州那边的高铁还没开建呢，但高铁管理部门已经找了一群年薪50万美金的大佬来管。光是找个法律顾问或者做个环保评估，就得扔进去几百万美元。这项目搞了好几年了，还在那儿“研究能不能行”，花的钱都已经几十亿了。

项目开销大涨，加州政府原本打算靠发公债来筹钱，但现在这种做法合不合法又遇到了新的法律难题。而且，联邦政府给的钱还得跟加州政府的筹资规模对上号，要求挺严的。简单来说，整个项目得再重新评估一遍，还得找法律专家问问。

加州那边已经砸进去了136亿美元搞高铁项目，但到现在，那高铁还只是图纸上的东西。拿咱们国家高铁的建设成本来算，一公里大概1亿人民币，那136亿美元都能建970多公里的高铁了，比他们设计的加州高铁还要长呢。

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开玩笑说，加州那高铁，搞不好是全球最烧钱的“虚无缥缈”的铁路。

不过得说清楚，从项目开始到现在，所有步骤都是“按规矩来”的，流程上没有一点毛病，谁也没干违法乱纪的事儿。其实，那一百多亿里头，有很大一部分都砸在了请律师顾问上。按法律规定，每个人从项目里头得的报酬，都是清清白白的，心里头也踏实。

不少人拿李雪健老师电视剧里训诫那些小心翼翼的下属（意思是谁都不该贪）的片段，来比方现在的美国官场，但这真的是对美国文化的一种错看。

中国文化里，“好官”和“坏官”一直分得清清楚楚，大家对他们的看法也截然不同。那些坏官心里也明白，他们贪污的行为就是犯罪，会让大家深恶痛绝。这种文化背景让官员们清楚，只要敢伸手拿不该拿的东西，就会留下洗不掉的道德污点，等于是走上了条没法回头的黑路。所以，他们在刚开始伸手的时候，都会特别小心害怕。就算是那些老练的贪官，心里也清楚自己干的事儿见不得人，得找个隐蔽的地方偷偷商量。

不过，在美国，官员们可不用承受这种道德指责带来的重压。因为啥都能按程序走，找到合法的路子，压根儿不用冒违法的风险，当然啦，前提是得让那些参与的律师们也捞点好处。

在这种“规则漏洞导致的腐败”环境里，像加州高铁这种大型政府工程，简直就像个没底儿的聚宝盆，预算不停地往上涨。大家伙儿都盼着这项目能一直干下去，谁也不想让它收尾。

在西方社会里，大家想着怎么应对那些不好的地方，于是就开始有了个想法，就是尽量让政府少插手，甚至最好别管，这种观念咱们就叫它“小政府理念”。

2.精简型政府风气说到小政府文化，其实就是讲究政府精简高效的那套做法。它强调的是政府别管得太多，应该把更多事情交给市场和社会去处理。这样一来，政府就能更专心地搞好基础服务和维护秩序，大家的日子也能过得更自在。在小政府文化的理念下，政府规模不会太大，人员配置也是精简为主。这样既能减少开支，又能提高效率。政府的角色更像是裁判员，定好规则，然后让大家公平竞争，而不是什么事都亲力亲为。当然，小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不重要了。相反，它对政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政府得在有限的资源下，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，保障大家的权益，维护社会的稳定。这样一来，大家才能更信任政府，社会也才能更和谐地发展。总的来说，小政府文化就是一种追求政府精简高效、让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的风气。它能让政府更加专注于核心职能，提高治理效率，同时也能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。

1829年3月4号那天，美国总统安德鲁·杰克逊的就职现场乱得一塌糊涂。杰克逊为了当上总统，早在选举时就承诺给官职，来吸引那些有钱的大老板支持他。结果这些老板们急吼吼地闯进了就职典礼，找他要之前答应的官位。这种明摆着拿官职换支持的事儿，竟然还有人说是“民主的火爆”。

美国参议员威廉·马西曾说，官职就像是赢家拿到的奖品。这种把官职当奖品分的做法，到现在在美国官场还是很常见。

“奖品分配规矩”在殖民时期就从欧洲带到了美国。杰克逊做总统那会儿，美国政治里两党之争已经特别明显了。竞选活动直接变成了两个党派互相较劲的事儿。

1829年那会儿，选举就变成了政党间交接总统宝座的一种方式。各个政党的支持者，更是把官职当成了胜利后的奖品，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厉害。

你能料到，在这种境况里，官员选拔看的不是个人的本事和专业水平，而是他们跟总统的私交以及为选举出的那份力。

不少文章聊到美国人对政府挺留神这事儿，就说这是因为他们特别看重个人权利，心里头向往自由。但其实，这些看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都是从日子里头磨出来的。说信任也好，警惕也罢，人们的这些观念啊，根儿上还是源自他们在平常生活中的体验。

杰克逊当上总统后，直接就把他的政治金主家的亲戚、朋友啥的，都弄进了邮政局、土地局这些政府部门。短短一年时间，邮政局那边就换掉了 423 个局长，全换上了自己的人。而且这种情况，每次总统大选完就会来一回。这样一来，真让人怀疑政府搞大型项目时，到底专不专业，干不干净。

然而，美国城市不断扩张，经济活动规模变大，种类也越来越多，这样一来，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有了更高的要求。说白了，政府得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，得跟得上经济活动的节奏。

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，老百姓要求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声音越来越大。

1883年那会儿，《彭德尔顿法案》搞了个新花样，弄了个不分党派的公务员委员会。从这以后，美国政府就开始按照工作表现来考核和管理公务员了。换句话说，美国政府用专业方式管理那些当官的，也就才一百二十多年头儿。

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，它经历过的岁月就像人积累的生活经验，每个国家独有的历史造就了它们各自的文化特色。这种特色也是经过长时间慢慢形成的。美国社会不会因为一次变革或者一个法案就立马大变样，公务员系统也是这样。

比如说，政府得靠考试和公开招人，来拉拢那些专业的管理人才。但因为以前的一些事儿，美国政府需要的很多专业人才，只能从私营公司里挖。另外，美国那边还有个老顽固一样的政治捐款规矩，企业会给政客选举掏钱，这样一来，它们就能在政治上搞点影响力，插手国家政策的决定。

这种融合带来了美国特有的“政商流通”现象，就是企业的大老板或者高层管理者，能轻松地变身成政府的高官，反过来也一样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成了利益紧密相连的小圈子。

此刻，尽管“简约政府理念”在老百姓和小本生意人心里还是扎得很深，但对于那些能左右政策走向的大财团来说，他们倒想着利用政府的权力和资源给自己铺路。要是这种势头继续下去，最后的结果就是，政商勾结通过一连串的“加州高速铁路计划”，把国家金库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。

美国在治理上历来缺少一套专业的官员管理体系，对于怎么阻止和打破利益链条，他们没啥好办法，结果连“至少把路修好”这个基本要求都做不到。

另外，这事儿还有个附带的结果，虽说一直标榜着“小政府文化”，但在经济好处的推动下，美国政府的规模却一直在膨胀，早就跟“小政府”搭不上边了。

3. 微型政府困境说到小政府模式，其实隐藏着不少问题，咱们可以称之为“微型政府困境”。想象一下，政府规模太小，功能可能就不全，好多该管的事儿都管不过来。这样一来，公共服务就容易缺位，基础设施也可能跟不上，导致社会发展受阻。再者，小政府往往意味着资源有限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就打了折扣。碰到大事儿、急事儿，可能就显得力不从心，反应也不够迅速。这样一来，民众的需求和期望就很难得到满足，社会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。还有啊，小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，也容易遇到瓶颈。毕竟人力物力都有限，很多好的想法和计划，可能都难以落地实施。长此以往，不仅政府自身的效率会下降，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节奏。所以说，小政府模式虽然看起来轻巧灵活，但实际上却暗藏着不少陷阱。要想避免陷入这个困境，就得好好权衡利弊，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平衡点。

这样算下来，现在美国的人口和政府上班的人的比例大概是14个人对应1个政府雇员。而在咱们国家，就算把公务员、事业单位的人、临时聘用人员、退休人员还有军队里的人都算上，也就是用最宽泛的统计方法，财政负担的人员和总人口的比例也大约是17.6个人对应1个。

其实吧，不只是咱们国家这样，你可能想不到，在那些天天喊着要“小政府”的欧美国家，真正由政府出钱养着的人，占他们总人口的比例，往往比亚洲国家还要多。这跟你平时听到的那些舆论宣传可不太一样。

这种挺让人费解的现象，其实想想也不难理解：西方那边搞专业官僚制度，也就两百年的光景。说到怎么管官员、怎么提效率，还有怎么不让官僚机构一下子膨胀得太厉害，他们真的是没啥管理经验和历史借鉴。结果呢，从老百姓到上面的领导，都没咋感觉到官僚系统有啥不对劲儿。

当官僚机构和外面的利益团体紧紧勾结，搞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利益圈子时，好多美国人还是沉浸在“政府很小很无能”的幻想里，压根没察觉到危险，更别说提前想办法应对了。

再者，美国那边企业长期能插手政治，这使得官僚腐败的事儿经常能明目张胆地发生。

比如说，在西方那边，游说活动可是政治上的正规操作，那些已经尝到甜头的利益集团，能花钱请专业团队，明摆着用钞票来影响政策的走向。每年啊，像军工、制药、科技、能源这些大块头的行业老大们，都会砸进去好几十亿美金搞游说，就为了让政府出台对他们有利的规矩。

他们不光拿钱支持政治活动，给竞选者捐款，还会给那些不干了或者退休的政客开高工资，让他们在公司里头继续替这行说话。

这种做法在我们国家常被叫做“官员与企业勾结”“权力换金钱”，很久以前就被看作是见不得人的贪污行为，不过在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，这种情况却长期摆在明面上。就算按照西方的政治观点来看，政府应当是给大家提供好处的公共服务平台，而不该帮着某个公司或者行业捞好处。

说白了，管理官员这事儿挺复杂的，咱们国家以前走过的路，包括那些成功和失败，对现在治国理政都挺有帮助。你看现在美国那边，政党斗得不可开交，马斯克那儿又裁员风波不断，这些情况咱们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。

西方国家搞起专业官僚制度的时间不长，政府系统还没怎么历练过，相比之下，私人企业和民间组织的能力和专业水平长期都比政府要高。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，西方人更喜欢“小政府文化”，这也不难理解。

其实，政府应该庞大还是应该精简，这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“观念上的争论”，而是一个根据实际来的问题。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要是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种类多了，那政府的规模自然就得扩大；要是需求少了，那规模就得缩减。说政府大好还是小好，在理论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说谁对谁错。

同样，管理官僚体系时，咱们也得别再一味依赖制度了。这可不是说咱们就得停止改革，不再去尝试新东西。其实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，这世上压根儿就没有能一劳永逸的制度。要想把制度建好，那就得一直跟着社会发展的脚步走，不停地去找新的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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